次贷危机、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五大投行只剩两家……这些金融事件的发生，让更多人们关注投资银行业究竟遭遇了什么，会走向何方？本书作者本人就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亲眼见证了这个行业因泡沫破灭而出现的灾难，他在书中揭开了投资银行家的神秘面纱，让读者得以一窥那些藏于华尔街最有权势的公司背后的故
事。
投资银行吸引什么样的人
考虑到投资银行在股市中常常出现的捉襟见肘，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观察一下投资银行所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些人所受的是什么教育。
曾几何时，主流投资银行只从为数不多的几家顶尖商学院里招兵买马。聪明并有野心的年轻人热衷于取得商学院学位，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潮的观念。在此之前，MBA学位更像是一张漂亮的职业培训证书，通常是那些没能进入法律或医学等专业领域的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不到1/10的新任CEO有MBA学位，而到90年代，超过1/4的新任CEO拥有MBA头衔。实际上，MBA被那些聪明并且富有积极进取心的人认为是必备的学位。它给成绩优异、有野心的学生带来机会。读MBA不需要学习枯燥的法律程序或者有机化学，而是学习现代管理中的秘密武器，旨在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他们所学的技能具有隐含的意义，即可以应用于任何行业或应对任何状况。取得这个充满魔力的学位只需要两年时间，既不需要通过医学的重要资格考试，也没有律师资格考试，这使得MBA更具吸引力。
MBA核心课程是向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介绍好几门不同的学科。任何在大学里主修经济、会计、市场、组织行为学、财务、制造或者统计的人都可以在两年里学成毕业。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将上述学科一一粗略带过，第二年则专注于寻找工作。因此，无怪乎大学教员们将整个获益甚丰的MBA项目看做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拖油瓶”。
MBA的真正价值
问题在于，对于MBA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没有共识。确实，包罗万象的课程设置多少反映出人们对此没有取得一致意见。MBA项目并不花工夫去合成这些不同的学科，而是留待学生自己去思考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商学院总能成功地请到各个学科里大牌的教授，以至于要让两年的教学课程真正一体化难上加难。明星教授以专注自己学术前沿研究而闻名，他们通常不屑花费时间教学或跟学生打交道。对于MBA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是认真来读书的。实际上，这些学生并不是谦逊好学之辈，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毕业后很快就超过了教授，这更使上述问题加剧。结果，教授们并不热衷于为MBA学生创设一套真正有思想性、有广泛知识面的课程。
因此，MBA和大多数跨学科课程一样，在执行过程中有些乱套，每节课的主题都和毫无关联的商业问题牵扯上关系。举例来说，某天的财务课上说到多样性完全没有价值(从理论上说，投资者可以通过向不同种类的、各自独立的公司投资来分散风险)，而在第二天的制造业研讨会上又说起多样性的好处来(基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以及调整业务数据的优点)，而学科教授相互磋商给学生们提供一种能够协调各种观点的统一方法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
人们可能期待着读MBA的那些年轻聪明的实干家们会对这种游戏提出反对意见。但实际上，学生们大多非常愿意参与这种可笑的游戏。诚实的人会告诉你，他们读MBA最大的理由是向未来雇主显示自己的价值；其次是广交朋友，为今后建立人脉关系。对他们来说，关键在于拿到职场入场券，并建立人际关系网。一份被广为引用的最新研究显示，除了在顶级的MBA项目里建立的人际关系真正具有价值以外，总的来说，MBA学位可以说是最差的教育投资。
1980年下半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念MBA期间，学术上最提神的课程是核心宏观经济学。那年讲这门课的是托马斯・萨金特，一位杰出的客座教授，他是“合理预期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萨金特做了些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他决定不按常规路数给我们上传统宏观课，而改为向大家介绍博弈论，并把班级分成三组，分别担任美联储、国会和消费者三种角色。同学们非但没有被这种新的尝试激发起兴趣，反而心生厌恶。这不是他们来读MBA的目的。他们要准备其他课程，还要忙着面试、找工作，实在没有时间去辩论宏观经济中“囚徒困境”的应用。对他们来说，课堂上只要提供一些期末考试的样题就好了，其余的事他们自己会搞定。
趋之若鹜的竞争目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整天讨论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创新的美国顶尖的MBA毕业生中，差不多有一半进了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半数。我回想起当时看到身边大批商学院同学赶去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上班时的心情。那时，我认为斯坦福商学院1987届学生，是一群各具特质、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人。我还记得刚入学时的介绍会上，入学资格审查官炒豆子似地历数同学们的背景，宇航员、成功的企业家、职业高尔夫球手、驾小船环球旅行的船长，那么多能人。但到两年学业结束，同样这群聪明、有野心、有创造力的人变成了被动的跟随者，在校园招聘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面试机会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竞争目标。
并不是说有趣的人不可以期望成为银行家或咨询顾问，只不过那些有着不同兴趣爱好的人为什么一律把成为银行家或咨询顾问当成最大的愿望呢?
既然这些MBA毕业生都成了被动接受、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况且投资银行在牛市期间比以往做得更多、拿得更多，那么，有件事就显得很奇怪――在这一时期投资银行家改行的人数却达到历史高点。投资银行的人员流动率达到50%―100%，离职的人各个层面都有，从刚出校门签了两年合约的年轻分析员到高级董事总经理，而董事总经理离职的损失最大，这意味着会失去几百万尚未获得归属权的股票和期权。
更奇怪的是，这些银行家没有转投竞争对手，而是投身于新创立的、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很难想象一个成熟机构中的银行家和一个新创公司的CEO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可以这么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是五金连锁店的老板去当整容外科医生。单有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职业转变的决定可能算不上特别令人吃惊，但为什么整个行业都如此疯狂?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银行家是最贪婪的人
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贪婪的人，这句话一点也没错。互联网突然之间成为一夜暴富的捷径，那么，银行家们从投资银行这扇门争先恐后地涌向网络那扇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公平地讲，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不仅为广大公众所接受，银行家们也都表示了认同。
按照这个理论，只要付更多的钱就能留住银行家。投资银行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改善“生活质量”的措施，试图仿效网络公司的办公环境。从原先夏季每周五的便装日变为全年可穿休闲装上班，当时这一举措被看做是革命性的变化。当休闲装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时，公司又提供从免费水果和咖啡到带薪假期等各种福利条件。不久，投资银行又转用他们最熟悉的方法：现金。很快，公司竞相出台名目繁多的额外薪酬补贴计划，包括现金、股票以及多种方式参与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的机会。
银行家跳槽去网络公司的潮流最终逐渐平息下来，原因在于网络公司IPO的市场最终崩溃。幸运的是，1999年高盛上市期间制定的独特的薪酬机制，让我们看清楚由纯粹的贪婪所造成的冲击。IPO期间，所有高盛的员工都得到了数额巨大的股权，如果他们在三年内离开公司，这些股权则会作废。高盛IPO给留下来的员工的条件如此优厚，任何其他银行的薪酬激励计划都不能望其项背。但是，高盛的人员流失率和它的同行一样高。为了阻止人员的大量流失，高盛(在赠送IPO股票的基础上)设置了更慷慨的薪酬激励计划，但是仍然于事无补。
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90年代哪些人成为了投资银行家，他们为什么要当投资银行家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投资银行向交易驱动型企业文化根本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在整个华尔街，成为优秀的团队成员或者拥有其他古怪的想法不再是个人成就的目标，大家的目标变成做项目、创收入以及曝光度，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成本是由别人扛着。
过去10年投资银行的社会形象逐渐走下坡路，公司的部分标准也相应降低，这使得投资银行家的个人和专业形象也一并遭到破坏。投资银行家们深信，投资银行原本是精英荟萃之地。但牛市中大肆招兵买马的决策使得这种观念受到了考验。当最后一轮裁员尘埃落定，这一神话再一次受到冲击。在整个裁员过程中，明显存在着太多的特殊安排，而太多的内部斗争和偏见也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华尔街上的失业者
从2001年到2003年间，帮助裁减人员控制情绪，有好几次成了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总是在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时刻叫起来：“我没有失败!”或者：“我不是失败者!”甚至，以投资银行的行话来表达：“我不是最差的那1/41。”
对2001年至2003年大清洗中的幸存者而言，生活或大或小地发生了转变。从小的方面来看，茶水间的水果篮和免费咖啡早就消失了。尽管休闲装尚未明文禁止，但穿着休闲装的社会含义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规套装重新成为礼仪之必需。从更基本的层面讲，这一时期最大的转变在于没有多少业务可做。在可以做的业务中，能顺利完成的越来越少。
在20世纪90年代，一名银行家在一年里参与完成10个以上的项目稀松平常。现在，2000年从商学院毕业加入投资银行的银行家经过几年就已升到副总裁级别，但却还没有真正做出过一个项目。这表明，即使再裁减成本也无法达到昔日的赢利水平，投资银行的效率急剧下降，交易和研究部门本身就意味着巨额的固定开支。
随着2001年和2002年不断的减薪，银行家对想象中的奖金预期已大幅下降。以前，一位普普通通刚升到副总裁级别的银行家一年的收入有50万美元，现在，董事总经理的收入也到不了这个水平。越来越多的薪酬以股票形式支付，并且有一个越来越长的冻结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从深层次讲，所谓的精英神话、银行家和银行之间的社会契约，以及吸引这些专业人员投身于投资银行的团队文化，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摘自《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定价：38.00元。读者王纯丽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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